腊月里灌香肠的阳台,铁钩上挂着一排油亮的肉肠,风从窗缝钻进来,带着花椒和白酒的气味。楼下那辆银灰色面包车停了两天没动,车顶积了薄薄一层雪。父亲从阳台探出头看了一眼,说该去热热车了,别把电瓶冻亏了。他下楼时顺手拎了半壶开水,浇在车门把手上。那辆车是家里拉货用的,后座拆了,常年装着纸箱和麻绳,仪表盘上粘着一只塑料小鹿,脑袋早就不晃了。
我小时候对汽车的全部认识,来自这辆面包车的副驾驶。父亲开车时不爱说话,右手搭在挡把上,左手夹着烟,烟灰弹进一个铁皮罐里。我坐在旁边数路边的杨树,数到一百棵就到了镇上。那时候觉得汽车是个能移动的小房间,窗户摇下来,风灌满耳朵,收音机里放着评书,单田芳的声音沙沙的,像车轮碾过碎石子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水箱冻住了,父亲在路边烧了一堆柴火烤发动机,我蹲在旁边看火苗舔着油底壳,闻着焦糊味,觉得汽车像一头需要取暖的老牲口。
后来我考了驾照,开的是驾校那辆白色捷达。离合器高得离谱,抬脚稍快就熄火,教练坐在副驾上拍仪表台,说你看转速表,别听发动机瞎吼。那辆捷达的座椅套是人造革的,冬天硬邦邦,夏天粘后背,方向盘没有助力,揉库时得两只手较劲。我拿到驾照那天,父亲把那辆面包车交给我,说你去把后刹车灯换了。我趴在后保险杠下面拧螺丝,发现灯座里塞着一团报纸,是几年前贴上去挡泥水的。那辆车身上到处是这样的临时修补,用胶带缠的线束,用铁丝绑的排气管吊耳。
汽车开久了,会记住人的习惯。父亲那辆面包车,油门踩到一半就有个共振点,方向盘跟着抖,过了那个点又平稳了。他换挡从不看转速,听声音就知道该升还是该降。有一回跑长途,半夜在国道上,发电机皮带断了,大灯越来越暗,他靠边停车,拿手电筒照着,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根备用皮带,摸黑换上去。我在旁边举着手电,手冻得发僵,看他手指头在狭小的缝隙里绕来绕去。后来车重新发动,灯光亮起来那一刻,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,只是把沾了机油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。
这些年城市变了,路修得越来越宽,高架桥从头顶跨过去,导航替代了记路。可那辆面包车还停在楼下,年检标贴了半面挡风玻璃,保险杠上坑坑洼洼。父亲偶尔开它去建材市场拉几袋水泥,回来时车斗里落一层灰。他说这车没劲了,爬坡得关空调,可就是不换。我知道他舍不得,那车里有他二十年的账本,副驾脚垫下面还压着一张过期的营运证,照片上的他头发还是黑的。冬天打火时,发动机吭哧吭哧响半天,排气管冒白烟,像一个人在冷天里咳嗽。
腊月过完就是年,香肠收进冰箱,阳台空出来。父亲把面包车电瓶拆下来搬上楼,放在暖气片旁边,说开春再装回去。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,那辆车停在两堆积雪中间,车身落了一层霜,像披着一件旧棉袄。风把晾衣绳吹得嗡嗡响,铁钩碰着栏杆,叮叮当当的。我想起有一年下大雪,他开车送我去车站,路上没车,他开得很慢,雨刷吱嘎吱嘎刮着雪,车里暖风烘得人犯困。到站时他说,到了给家里打电话。我下车走了几步,听见他在后面按了一下喇叭,短促的一声,在雪地里闷闷地散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