候诊区尽头的饮水机发出咕噜声，像谁在空肚子里晃荡一瓶水。我陪父亲等叫号，盯着那个红色指示灯从亮到灭，又跳回亮。走廊里有人拖着行李箱经过，轮子卡在门槛上，那人弯腰一提，箱子里传出贝壳碰撞的闷响。这声音让我想起去年在涠洲岛，房东把捡来的珊瑚骨倒在桌上，说你们城里人管这叫纪念品，我们管这叫海咳嗽。父亲忽然说，那年去北戴河，你才五岁，把整瓶矿泉水倒进沙坑，说要给海喂水。

那趟北戴河之行我记不清了。父亲倒是记得很多，比如他第一次看见海时觉得海是斜的，因为地平线往一边歪。他蹲在沙滩上抽烟，烟灰被风吹进浪里，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给海点烟。后来他每年夏天都想去海边，可工厂只给七天假，来回路上耗掉两天，剩下五天里有三天在下雨。他就在雨里站着，说海在雨里比在太阳底下更像海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他傻，花钱来淋雨。

涠洲岛是我自己去的，那年刚辞职，口袋里只有两千块。住在一户渔民的偏房里，屋顶有块铁皮，下雨时像有人在上面撒豆子。房东姓陈，每天五点出海，回来时带一兜皮皮虾，分我一半。他说岛上没有医院，生病了就去海边坐着，海会治。我问他治过谁，他想了想，说治过他老婆的偏头痛，治过隔壁老林的失眠，治过一只断腿的猫。那猫后来天天蹲在码头等鱼，腿瘸着跑得比谁都快。

父亲没去过涠洲岛。他只在电话里听我说，嗯嗯地应着，最后问一句贵不贵。我说不贵，住一天五十。他说那还行，比北戴河便宜。他这辈子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比北戴河便宜。我后来想，北戴河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地方，更像一个尺子，量所有别的海。可他从没量过自己。他在工厂干了三十七年，退休那天把工作服叠好放在工具箱上，回家路上买了张地图，说想去看看黄河入海口。地图现在还贴在墙上，用透明胶粘着，胶带已经发黄。

饮水机又咕噜一声。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片面包，递给我一片。他说你吃，我不饿。我接过来，面包边有点硬。走廊里那个拖行李箱的人回来了，箱子上的贴纸写着“兰州”。父亲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说兰州的黄河是从城里穿过去的，他战友去过，回来说水是黄的，跟北戴河不一样。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，看着对面墙上的消防栓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想去兰州，但不会说。

我咬了口面包，面包渣掉在裤子上。父亲伸手帮我掸掉，动作很轻。他说等你爸腿好了，咱们去趟北戴河吧，坐高铁去，快。我说好。他说你妈也去，她一辈子没看过海。我说好。其实母亲看过海，三十年前跟父亲去过一次北戴河，回来只说了一句，风太大。父亲大概忘了。饮水机的红色指示灯又亮了，发出咕噜声，像海在很远的地方咳嗽。父亲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敲，敲的是北戴河海浪的节奏吗，我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