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的塑料座椅上，一个男人歪着头打盹。他的下巴几乎抵到胸口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车票。广播里报着班次，声音混在方便面和汗水的空气里。他脚边放着一只编织袋，拉链坏了一半，露出里面的棉被角。这样的人在候车室里有很多，他们等的是同一件事：一辆能把他们带回某个县城的客车。车没来的时候，时间过得慢，慢到可以用一个盹来打发。

汽车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每年春运，几十万辆客车从沿海城市出发，往内陆的乡镇跑。车厢里塞满行李和归心，司机在服务区抽一根烟，乘客下去买几个茶叶蛋。这种出行方式谈不上舒适，座椅硬，过道窄，有人晕车吐在塑料袋里。但它的路线铺得最广，像毛细血管一样伸到那些火车到不了的地方。一个县城如果通了高铁，汽车站就会冷清一些；如果没通，汽车就是唯一的指望。

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人，日子并不轻松。他每天要开七八个小时，眼睛盯着路面，右脚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换。夏天驾驶座像蒸笼，冬天暖风又吹得人犯困。他记得每条路上的坑洼，知道哪个路段容易起雾。乘客上车时他数人头，到站时他喊一声地名。这份工作没有太多人羡慕，可公路上跑着的每一辆客车背后，都有一个这样沉默的司机。

汽车本身也在变。早年的长途车烧柴油，噪音大，爬坡时整个车身都在抖。后来有了空调车，座椅套着白色布罩，窗户能关严实了。现在有些线路换了电动车，起步时安静得让人不习惯。仪表盘上的指针换成了液晶屏，倒车时有了影像。这些变化是慢慢发生的，乘客说不上具体哪一天，只是某次上车突然觉得，这车比从前干净了，也比从前快了。

车厢是一个临时的社会。有人一上车就睡觉，有人打电话谈生意，有人把鞋脱了盘起腿。邻座之间偶尔搭话，问一句“你去哪儿”，答一句“回家”。到站后各走各的，谁也不记得谁。这种短暂的共处不需要礼貌，也不需要防备。汽车到站时刹车的那一下，所有人身体前倾，然后站起来拿行李。门一开，冷风灌进来，各自散进站台外的人流里。

那个打盹的男人醒了。他揉揉眼睛，抬头看显示屏上的班次信息，又低头看了一眼车票。站起来时编织袋的带子勒进肩膀，他换了个手拎着，往检票口走去。检票员撕掉票根，他上了车，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还没发动，他又闭上了眼睛。窗外是停车场里一排排同样的客车，车顶落着灰，像一群歇在水泥地上的候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