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这件事,说到底跟刘大爷的处境有相似的地方。一个人从小到大要学的东西太多,可真正能被消化掉的却很少。课堂像那把电钻,不停地往脑子里灌,公式、年代、语法规则、解题套路。学生坐在下面,跟刘大爷一样,眉头拧着,肩膀缩着,只是他们连一把藤椅都没有,只能硬扛。扛到毕业,扛到考试结束,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把书扔了。那些被灌进去的东西,大部分在扔书的那一刻就散了。
我念中学的时候,历史课要求背年份,鸦片战争哪一年,辛亥革命哪一年,背得滚瓜烂熟。可有一次我去外地,路过一个旧海关的楼,墙上有块碑,刻着某年某月某日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,忽然觉得那个年份不再是课本上的一行字。后来我才明白,真正让人记住一件事的,往往不是重复了多少遍,而是它在某个具体的地方、某个具体的时刻跟你发生了关系。教育如果只是把知识从一个人嘴里搬到另一个人耳朵里,那跟电钻没什么两样。
刘大爷后来跟我说,他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当学徒,师傅不怎么讲话,就让他站在旁边看。看了三个月,师傅递给他一把锉刀,说,你来。他锉了整整一天,师傅晚上拿起来看了看,什么都没说,又放下了。第二天接着锉。他说那三个月比在技校两年学的东西都多。我问他为什么,他想了一会儿,说,因为那是我自己要学的,没人逼我。这话听着简单,可细想一下,现在的教育有多少时候是在等一个人自己伸出手来要,而不是硬塞给他。
我认识一个教小学的语文老师,她从来不让学生抄写生字超过三遍。家长有意见,她就说,抄十遍和抄三遍的区别,是孩子会不会恨这个字。她上课的时候会带学生去操场上找春天,让他们摸一摸刚发芽的柳条,闻一闻泥土的味道,回来再写作文。有个男孩写了三行字,说柳条像妈妈刚洗过的头发。她给了满分。这个男孩后来上了初中,作文一直写得很好。不是因为他掌握了什么技巧,是因为他第一次知道,写东西可以写自己真正感觉到的东西。
电钻声在下午四点半停了。刘大爷从藤椅上站起来,伸了个懒腰,回屋去了。我坐在花园里,想着他说的那句“习惯了”。教育不该让人习惯被灌输,不该让人在噪音里学会忍耐。它应该帮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,让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开耳朵,什么时候可以关上。刘大爷今天是没睡成午觉,可他明天还会搬着藤椅出来,因为他知道阳光晒在背上是什么感觉。这种感觉,没人能替他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