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便利店的加热柜前，一个穿代驾马甲的男人买了两根烤肠。他推门出去，跨上折叠电动车，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巷口。那辆电动车会被他骑到某个饭店门口，塞进后备箱，然后他坐进别人的驾驶座，把喝醉的车主和一台两吨重的机器一起送回家。汽车在这里不是身份，是活计。代驾司机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深夜的方向盘摸起来是凉的，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车库里格外响。

我拿到驾照那年，父亲把他的旧桑塔纳交给我。那台车没有助力转向，倒库时得用整个上半身去拧方向盘。他坐在副驾，只说了一句，你开，我不看。我熄火四次，第五次把车歪歪斜斜地倒进车位。后来我开过很多车，有涡轮增压的，有混合动力的，有屏幕比仪表盘还大的，但每次倒车时，我肩膀还会不自觉地用力，像在跟一个不存在的机械阻力较劲。车是唯一能让成年人合法地重新学走路的工具。

城里修地铁那几年，我每天走同一条路，却要面对不同的路况。今天左转道封了，明天直行变成单行道。导航软件的声音从客气变成不耐烦，最后干脆沉默，只给我一条红色的线。我慢慢学会不看导航，看路牌，看前面那辆公交车的尾灯。尾灯亮起，说明它要停，我就变道。尾灯灭了，说明它要起步，我就跟着走。在到处是施工围挡的路上，一辆公交车比卫星可靠。

有一年冬天我开长途，从北往南，一千多公里。过了省界，服务区的加油站排着长队，我拐进旁边一个小镇。镇上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加油员，裹着军大衣，给我加满油，又指了条近路。那条路穿过村庄和田野，没有路灯，但月光很亮。我摇下车窗，闻到烧秸秆的味道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车可以把你带到一个计划外的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比你原本要去的地方更好。

我认识一个修车师傅，在城郊开了间铺子。他修了三十年车，从化油器修到缸内直喷。他说现在的车越来越像手机，坏了只能换总成，修不了。但他还是留着一些旧零件，化油器的浮子，分电器的白金，用报纸包着，放在货架最上层。有次一辆老捷达来换轮胎，他蹲在车边看了很久，说这车底盘还是好的。那天下午他没干活，把老捷达的机油换了，又调了调怠速。车走的时候，声音比来的时候顺。

我住的小区地下车库，晚上十点以后最安静。偶尔有车进来，轮胎碾过减速带，发出闷响。车主熄火，车门打开又关上，然后是脚步声，电梯叮一声。那辆车就停在那里，引擎盖还是热的，在黑暗里一点点凉下去。第二天早上，它又会被启动，载着同一个人去同一个地方。车不会问为什么，它只负责把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连起来。